赵忠贤,首位“40后”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,也是新中国自主培养的科学家。在80年代末发生在中、美、日三国之间的“超导大战”,确定了中国在国际超导研究中的领先地位,而正值当年的赵忠贤“一战成名”,被誉为国际科技界的新星。

今天,科技网带大家一起仰慕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赵忠贤院士的大师风范。

1941年1月,赵忠贤出生在辽宁省新民县。那时候穷,几个县就一所中学。赵忠贤念的高中,特别重视体育,每天必须跑步。东北的冬天,早晨又黑又冷,学生对体育老师“恨”得不得了。老师一说锻炼,学生就使劲跺脚以示抗议,可老师照样让做操跑步。赵忠贤说,就这么3年坚持下来,身体打下好底子,不然后来哪有那么大精力、那么好的体力搞科研。

1959年,赵忠贤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。这所学校,有着数位让无数心怀科研梦想的学生顶礼膜拜的大师,严济慈、钱照临、钱三强、华罗庚、钱学森……这些大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赵忠贤做科学的思维方式、精神和态度。

赵忠贤学的是低温物理,他的老师是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。当时的赵忠贤心中只有一个想法,老老实实学习,将来为国家作贡献,“做学术带头人这种事从没想过”。

1964年,赵忠贤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,很快成为所里重点培养的青年人才,跟随洪朝生先生做超导研究。

1973年,赵忠贤被派往英国剑桥大学进修,接触到世界超导研究的最前沿。回国后,他提出要“探索高临界温度超导体”。

随后几年,赵忠贤的研究几度受阻。但梦想总在冥冥中召唤,指引赵忠贤历经万难,初心不变。

初生牛犊,锐不可当。1977年,赵忠贤在《物理》杂志上撰文阐述自己的看法,支持对国际广泛认同的麦克米兰极限提出挑战的那一派观点。在当时很多人看来,他的思想太大胆了,但此后40多年的科学理论发展一再证明,他是对的。

1986年,45岁的赵忠贤偶然读到一篇欧洲科学家柏德诺兹和缪勒发表的论文,讲的是“铜氧化合物可能存在35K超导性”。当时很多人不相信,但这与赵忠贤1977年发表的论文观点“不谋而合”。作为极少数“醒得早”的人,他立刻组织团队,开始研究铜氧化物超导体。

那时科研条件异常艰苦,好多设备是赵忠贤团队自己造的。比如,烧样品的炉子就是自己动手制作的,买的设备都是二手货。

有了自制炉子,赵忠贤和同事们不分昼夜地干,夜里不睡觉,困了就靠在桌子上歇歇,有事就起来继续干。

很快,赵忠贤团队获得了40K以上的高温超导体,一举突破了认为“超导临界温度最高不大可能超过40K”的麦克米兰极限。

一时间,世界物理学界为之震动,“北京的赵”一“战”成名。

赵忠贤团队的研究使得超导电性低温环境的创造,由原本昂贵的液氦变为便宜而好用的液氮,并因此获得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。

赵忠贤等人的成果,凸显出柏德诺兹和缪勒的论文的意义,1987年这两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。柏德诺兹说:“赵教授及其同事们的研究成果是举世瞩目的,感谢他们为世界科技的发展和超导研究作出重要贡献。”

研究超导带给科学家的并不总是期望,也有迷茫。

科研进入低谷时,一些研究者纷纷“转向”,有些研究团队甚至解散了。但赵忠贤认定,高温超导研究有潜力,未来必将有重大突破。他带领团队顶着“难出成果”的压力坚持高温超导研究,无数次制备、观察、放弃、重新开始……正因有久坐“冷板凳”的深厚积累,才有后来发现铁基超导体的爆发。

2014年初,赵忠贤等凭借铁基高温超导研究再次问鼎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。2017年1月9日,赵忠贤走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……

或许我们会想,是什么支撑这些令人钦佩的大师在艰苦的条件中,日复一日的坚持看似枯燥的科学实验?又是怎样的信念,让他们在同行者越来越少的情况下,能够一直坚持到底?

或许赵忠贤院士回答新华网记者的采访能够给我们一个解答。

我觉得,我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,但是并不枯燥,因为超导研究充满挑战与发现。能将个人的兴趣与生计结合起来,是最理想的选择,这有多快乐!

科研工作者,最幸福的就是每天都在逼近真理。我每研究一段时间后就能看到新的东西,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。每个人对幸福的感觉不一样。能够看到崭新的世界,我就感到很幸福,很高兴。虽然有时生活苦一些,干活累一些,但我在做自己愿意做的事,就感到很快乐。

很多人把大师的成就归功于天才的智商,不要忘了,在他们成功之前,从没有比你我少走任何一分的弯路,少遭遇任何一分的坎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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